检察日报：网约车监管如何实现安全与发展并重？

对于网约车相关问题的探讨，从其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未曾断绝。自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至今已经两周年。

近日，多地打车难问题伴随着频繁降雨“卷土重来”，约车平台或显示“附近无可用车辆”或提示“排队人数较多，请耐心等待”。那么，网约车出现“打车难”现象，除了受到天气因素影响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越来越细化的行业监管，对网约车的“新生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网约车而言，应如何在监管和发展中找到平衡？在“网约车新政”实施两周年之际，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网约车监管日益细化

“对不起，您当前排位58位，叫车人数过多，请您耐心等待。”7月28日早上，记者使用某网约车平台叫车时系统显示。记者发现，即便不是下雨天，打开朋友圈也不难看到，时常有人抱怨“雨停了，但打车依然成问题”。

据某共享经济研究团队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3月至7月，北京市网约车应答率下降22%，单均应答时长增加3.4倍。

有网友提出，打车难是否和网约车执法力度趋严有关？记者梳理相关报道发现，自2016年网约车政策颁布起，网约车执法随即展开。尤其是今年以来，有关网约车执法报道逐渐密集，各地对网约车的执法力度有加大趋势。

引发媒体关注的网约车严格执法，北京市是其中之一。根据今年7月1日发布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将展开为期半年的“非法客运专项治理行动”，打击非法客运行为，机场、火车站重点点位检查24小时全覆盖。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车站广场的大屏幕上，也滚动播放着有关打击非法营运车辆的宣传视频，呼吁市民抵制非法营运车辆，配合打击非法客运行为。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7月26日在交通运输部7月份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严打并非要遏制网约车发展，其主要目的是将非法营运的车辆清除出市场。同时，打车难不能用非法经营来缓解，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放纵非法营运来缓解打车难，而是要多措并举，通过优化发展公共交通以及出租车分时租赁等多种措施来解决。“对于网约车市场来讲，我们一再呼吁依法合规经营是前提，任何企业都不能触及扰乱市场秩序、维护城市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的底线”。

网约车的合法化运营，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是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切实践行。今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明确表态或下发文件，将推动网约车行业监管持续升级。

2018年1月31日，国新办就2018年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明确表示，鼓励并规范顺风车、营运车辆城际拼车等新业态新模式参与春运，充分利用社会运力资源，提高运输能力。

2018年6月5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网约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工作流程，进一步织密了管理制度网络。

这些举措无不体现出国家层面对民生出行问题中涉及网约车问题的关注。“网约车新政”在给予网约车平台合法身份的同时，也将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各地政府——网约车落地细则由各地方政府制定。

据统计，截至2018年7月，全国有210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06个地级市）出台了网约车细则文件，覆盖率达62.1%，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其中，29个城市网约车细则在中央政策生效前出台，132个城市的网约车细则在“网约车新政”出台后一周年左右出台。

多地细则规定面临“挑战”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曾明确表示，中小城市“由于其公共交通服务保障的能力客观上讲比较薄弱，网约车规模上可能会比特大城市、大城市要放得更宽一些”。

然而，各地落地出台的网约车细则却有宽有严，除了对车辆本身的轴距、排量、里程及年限等进行规定外，有些地区把司机的户籍也列作准入门槛。近日，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则公告引发了不少关注。

2018年7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公告称，从2018年11月1日起，所有申请从事经营网约车的个人或单位，均须依照修订后的《佛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暂行办法》中对网约车的车辆标准和条件，使用新能源车辆。

“尽管目前我国网约车市场整体是向上向好的，但是不同地方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导致有些地方网约车发展生态良好，有些地方则较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政策作为辅助条件决定了网约车的发展环境。”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与投资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王军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当前的严格执法，而在于过于严苛的网约车实施细则本身，在于有些地方的监管思路偏离了网约车所体现的共享经济本质与特性，即便捷、共享出行。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认为，政府实施监管过程中，用法律来维护乘客安全、保护信息安全、促进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良性竞争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监管的目的应该以改善网约车服务质量、改善人们的出行条件为目的。如果为了维护秩序而过度收紧政策，则可能会得不偿失。”王军说。

“我们对全国活跃司机和车辆数进行统计，包括滴滴、首汽、神州、易到、曹操五家网约车平台企业，按照活跃司机规模计算，网约车运输证、驾驶员证合规率均不高。总体来看，相当一部分网约车司机都是不合规的。”某共享经济研究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多数不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中，也有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之分。据中国新就业形态数据中心2017、2018年连续两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2017年，滴滴平台就业情况统计如下：19%来自于去产能行业，8%来自复员、转业军人，6%来自失业人员，7%来自零就业家庭。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有3066万车主和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大部分为工作时间较短的兼职人员，整体平均月收入为1979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副司长韦犁认为，网约车监管在聚焦出行安全的同时，也应重视立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立法应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对“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统筹发展巡游车和网约车”等涉及出行方式选择的有关规定，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虽然交通优先一直有一个基本观点是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但应当是基于尊重消费者权益基础上作出的，不应当强迫其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