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大为：怎么发现下一个2001年的腾讯

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

在QQ音乐里搜索“网大为”，可以发现两首名字都很文艺的歌曲，一首叫《The Last Chance》，另一首叫《Forever》。

我们谈起其中一首歌《Forever》，他说那是他在香港出差没事做时随手写的。这首歌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住在地球，还有一个人跑到别的星球去了，住在一个太空营地里。两人逐渐老去，接近生命的终点，但他们距离很远，无法见面。所幸两人之间还有一个连接点，像是量子纠缠的感觉，不管在哪里他们都会相互联系……你注意到歌曲前奏里 ‘叮叮叮’的声音了吧?这个声音一方面像太空营地的信号，另一方面像是一个机器的心跳声。”

随后，他自嘲似的说：“So I am a crazy guy.”

网大为是David Wallerstein的中文名字，据说含义是“在网络上大有可为”。他是腾讯公司的首席探索官(CXO，Chief eXploration Officer)。

他可以讲流利的普通话和浙江话，脑子里有很多古怪的念头，这也导致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习惯——例如，他随身携带一个塑料杯，里面装着 15 美元买的过滤器，这样每天既可以喝很多水保持健康，又可以省掉很多塑料瓶，因为他觉得塑料瓶太不环保了。

他吃素，也愿意不厌其烦地解释他吃素的原因，这是他在WE大会上发言的版本：“温室气体排放当中，其中10%来自于牛，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吃的一块牛肉，其实会让我们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也许你应该想想，是不是你的晚餐应该吃点别的东西。”在后面的内容里，大家还可以看到他和同事在餐桌上的讨论。

其实对网大为来说，根据一个想象的故事写一首歌，远远算不上什么疯狂的事情。 2001 年，在互联网最低谷的时期，他作为南非MIH中国业务部副总裁，一手促成了MIH对于腾讯的投资(至今MIH依然是腾讯最大的股东);不仅如此，他很快也决定离开当时高大上的投资机构，转而加入当时尚未找到盈利模式，还在苦苦挣扎的腾讯，担任腾讯的海外业务副总裁。在网络上，很多人把这种对未来极度确认的all in的行为，叫做“穿越”，意思是只有从现在回到过去的人，才能对未来如此笃定。

此后，他不仅是腾讯在海外最主要的对外沟通渠道，还促成了很多合作和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2003 年，他以 6 万美元(当时约 50 万人民币)的代价购买了www.QQ.com域名。

而现在被互联网公司挂在嘴边的Customer Engagement(用户参与)概念，也是 2005 年网大为开始在腾讯内部推广的。 2014 年，网大为开始担任腾讯的CXO，他日常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继续着眼未来，寻觅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有潜力实现突破的初创企业，向它们投资。在他主导下，腾讯在海外进行了上百笔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数和腾讯自身的现有业务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例如与太空旅行、水资源、空气质量相关的初创公司等。

我和他的交流，也是集中在对于未来的判断上。一方面是回溯到十几年前，他如何准确地判断了腾讯的未来(也就是现在);另一方面是他在当下这个时点，如何再去看到这个星球的未来，也就是他现在作为CXO的工作。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对于未来的展望，内在的方法和逻辑是一直的。

网大为掺杂着英文单词的美式中文对于表达他的思想有着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如下钛媒体与他的对话全文中我们也尽可能保留了这种话语方式。

以下为访谈实录：

钛媒体：你刚才谈自己Crazy，但我还是觉得你最Crazy的事情还是当年选择了到腾讯来。你应该肯定听过中国有一个词叫穿越。我不知道在你这样的人眼里，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网大为：你想我谈未来，或者谈我怎么来腾讯的事情?这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未来问题。

钛媒体：其实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你当时是不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未来，以及你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看到了一个确定的未来?

网大为：其实都有点关系。我是在美国旧金山北边的小镇长大的，那个镇子只有 5000 人。我父母都没有大学背景，也都没有去过海外。但我从大概 13 岁起，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听的音乐太多了吧。 13 岁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要去日本，但我家没有钱，所以我找了三四份不同的工作赚钱。有了一点积蓄之后，我在 16 岁那年加入一个留学生团队去了日本，在福冈读了一年的书。

为什么对日本感兴趣?因为 80 年代时，我觉得日本可能会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我们美国人比较怕日本，而我很好奇：这么小的一个岛，资源那么少，怎么会超过美国?后来通过了解日本的经济，我才开始对中国感兴趣。80、 90 年代时，美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好奇，那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

我一开始对地球的未来感兴趣，对日本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感兴趣。我一直很怕这个地球有战争，你知道 80 年代的时候还有冷战。我年轻时就想避免战争，所以我读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博士。

我到中国来时，对这些问题都比较好奇。第一次来是 1994 年，我在民族大学里读书，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我们去云南、贵州考察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情况，而不是每天在北京、上海。我从 1994 年开始去中国的农村，因为可以讲中文，所以我可以比较快速的找当地的朋友更好的了解情况。

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发展，那时候我真的开始考虑我怎么可以起个作用，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工作?因为我在日本了解日本时就在索尼工作过。

为什么我可以了解中国会有发展趋势，因为我很愿意认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是说我有什么vision，就是面前看到的事情，我就会认可。有的人没有听别人说过，他就不会相信，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而我不管媒体怎么说，不管外面怎么说，我认可事实就是这个情况，但很多人不愿意认可。

我 2000 年接触腾讯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时候在中国市场内，也包括中国人本身，没有多少人说OICQ很有价值。我们那时候搜网页访问量，看谁的网页最多，因为可以在那个网页上投放广告。但腾讯没有去适应这个模型，OICQ就是一个基于通信的应用。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关注UGC或者Community(社区)。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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