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大变局下的中国风险与对策（中）

　　（专栏作家 张俊伟 特约作者 郭智）（接“世界经济大变局下的中国风险与对策（上）”）

　　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可能反应

（一）相关各方的应对策略和备选行动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相关各方的应对策略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大不相同。初步分析，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1.调整自身，适应中国产业崛起

　　中国经济崛起给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工业国带来巨大的调整压力。这些国家有可能会采取如下措施来缓冲调整压力：

　　（1）消除对华贸易的持续逆差状态。道理很简单，持续逆差意味着国内需求外流和失业增加。失业增加不仅会拖累本国福利体系，还会对劳动者技能积累、潜在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潜在影响；还会影响到企业投资和专业技能的积累，潜移默化地侵蚀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而要消除贸易逆差状态，其可诉求的政策措施主要有：推动本国货币贬值或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如放开政府采购准入），为其优势产品和服务提供空间；参照国际通行水平，要求中国普遍或有重点地降低关税税率，等等。在这里，币值调整是“普适性”地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并不显著改变进口结构；而扩大市场开放的措施主要是中国增加对新产品、新服务的进口；调降重点行业关税的措施针对的则是特殊产品和特殊产业的进口，属于典型的结构性措施。

　　（ 2 ）淡化产业调整的负面冲击。结构调整必然是“有得有失”。对于收益增加产业来说，扩大投资、增加雇员，自然不难；但对于利益受损的产业来说，要裁撤员工、淘汰设备、关闭企业则通常面临多重压力，甚至还会因为矛盾持续积累而引发社会动荡。要对冲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其可诉求的政策手段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推动解决产业政策外溢问题（如“产能过剩”外溢问题）；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平滑就业转换；培育和强化对优势行业的支持和扶持力度等。

　　（3）消除制度性因素影响，为本国产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政府经济职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地位、反垄断政策、研发政策、信贷资金供给是塑造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体制性因素。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在上述领域存在的显著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并影响到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假定两国间市场开放度不同，那么，市场开放度低的国家， 就可以依托更高的市场壁垒，充分发掘本国市场潜力，借助规模经济效应摊薄研发成本和管理成本，显著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过来，国际市场的开拓，又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规模，使其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展研发，改善产品和服务；就是借助上述良性循环过程，国家间产业分工的天平向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发生倾斜）。从发达工业国的角度看，要巩固和强化产业竞争力，首先要消除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为产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要达到上述目标，可以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牢牢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督促中国向“国际规则”靠拢。正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强调的那样：“中国正想给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二是在难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前提下主动向“中国模式”靠拢以缩小“制度落差”。前者的政策手段有：推动WTO改革，力争确立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新规则并要求中国遵守新的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各类多边协议之外，通过将“中国问题”“个案处理”来保持战略主动；借助20国集团（G20）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联合就某些突出问题（如“过剩产能”问题、 “产业补贴”问题、开放“政府采购”问题等）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调整现行政策；而后者的政策手段则集中表现为科技、产业政策的高调回归。具体如德国经济和能源部于今年2月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国发布该份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为此，德国确立了十个优势产业领域（分别是：钢铁、铜及铝工业，化工产业，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产业，光学产业，医学仪器产业， 环保技术产业，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增材制造），明确了主要的政策方向（强化德国在工业技术，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使增值链的所有部分都存在于德国；进一步强化德国的优势地位，在德国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要开展赶超进程；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鼓励龙头企业进一步发挥其引领作用等）。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直强调自由竞争的重要意义。这份工业战略明确提出要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引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德国政府立场的转变。

　　（4）加强对特殊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确保新兴战略性领域的优先地位不被侵蚀。去年以来， 美、日、欧等经济体纷纷出台（或修订）法律，加强对外资收购的审查以确保对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控制权。具体如：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修订了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程序，并针对中国做出了专门的规定；12 月，德国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案修正案》，将欧盟外资金对德国敏感领域企业的并购审查门槛从25%降低到10%（敏感领域涵盖IT安全、发电站、供电网、医院信息系统、航空、金融、铁路交通以及软件工程等）。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以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5月，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宣布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在IT、通信等多个行业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等等。

　　2.遏制中国、打压中国崛起

　　出于种种原因，有一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在上述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随着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对华战略也逐步转向“全面遏制”。从遏制、打压中国崛起的角度看，美国等国有可能采取如下措施：

　　（1）强压中国平衡贸易，削弱中国经济动能。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首先，美元是世界货币。要满足各国（包括中国）不断增长的对持有国际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的需要，需要美国维持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其次，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对华出口设立了许多限制，而中国也对开放金融、电信、传媒、高等教育等领域心存疑虑。当前，为了履行对选民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强烈要求改变贸易严重失衡局面；并且，压缩贸易逆差局面也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一招。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对特定产业启动贸易救济措施，要求中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政府采购，要求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自我设限”，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坚挺，以及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等。

　　（2）引导外资离开中国，在经济上隔离中国。总体上看，中国承接的跨国公司转移产能附加值相对较低。即便美国采取鼓励措施，这些工作也不可能返回美国。要解决失业问题，美国只能在创造高附加值工作机会上下功夫。但对于中国来说，外资大规模离开则会削弱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如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优质工作岗位的流失等），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冲击。因此，从美国角度看，引导外资离开中国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为了引导外资离开中国，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措施有：多层面（技术、安全、金融等）拉升中美冲突的强度，显著提高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风险，诱导跨国公司把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出中国，把两头在外的生产、装配环节转移出中国，把敏感而又尖端的研发、创新活动转移出中国；而跨国公司调整产业链的活动，又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企业）的调整和外迁，由此削弱中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增加中国产业升级的困难。

　　（3）防范、阻遏中国高科技发展，在科技上隔离中国。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美国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流向中国。具体如：限制华人科学家参与关键领域的研究；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限制中美科学家间的交流活动；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对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管制；在制订国际产业标准方面排斥中国等。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出台措施，收紧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已经有人断言，美国正在发起一场旨在围堵中国的“科技新冷战”。

　　（4）迫使部分国家“选边站”，孤立中国。在设定议题、设立行为规则、确立技术标准等方面，美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遍布全世界的政治盟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操纵反洗钱、反腐败等议题，对不听话的国家、企业或个人进行打压；同时对听话的国家、企业或个人在国家安全、市场准入、个人政治前程上给予扶持，迫使部分国家加入“美国阵营”。具体如：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攻击中国给相关国家带来“债务陷阱”；抹黑中国与一些国家正常的经济交往；滥用美国司法，运用长臂管辖对相关企业和个人发起制裁；利用情报优势，要挟相关人员配合美国的决策等。

　　（5）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挑起冲突，为中国发展增添麻烦。具体如：支持台湾分裂主义势力，搅局南海局势，高调门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威胁中国的粮食、石油、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强化所谓“安全同盟”以防范、遏制中国等。

　　3.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拓展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了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采取如下措施：

　　（1）填补“世界工厂”空位，力争成为“新新兴经济体”。一些国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劳动力。为了抓住跨国公司新一轮产能转移的发展机遇，上述国家可能会积极寻求加入由发达国家主导成立的“高标准自贸区”，在强化身份认同的同时，通过改善硬件软件基础设施，努力把本国打造成跨国公司新一轮产能转移的目的地。

　　（2）用好“中国机会”，加快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发展增加了对粮食、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这些都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要利用好“中国机会”，相关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引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开发性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着力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充分发掘双方的合作潜力；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等。

　　（3）利用发达国家的援助和资金，加快本国经济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强烈国际反响，美国、日本已显著扩大政府援助类资金的规模以加强与中国的争夺。以非洲为例，非洲已从被发达国家“遗忘的角落”转变成为大国力量角逐的新舞台。大国竞争的加剧，客观上丰富了有关国家开发性资金的来源。有关国家也会权衡利弊加以利用。

　　应当看到，中国实力的上升也引起了部分周边国家的防范和猜忌。一些国家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主动加强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关系，以维持“战略均势”。这种“经济上合作、政治上防范”的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对上述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相关各方的行为方式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同国家所处位置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千差万别，各国为达到目的实施政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集体行动vs单独行动

　　如果存在明晰、有效的解决冲突的规则，冲突双方就会通过诉求国际规则来解决冲突和分歧。反过来，如果没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且部分国家具有类似的利益诉求，则上述国家就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但集体行动需要集合团体的力量，这会引导相关国家聚焦在解决共性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可以有效增加谈判力量，推动问题更快得到原则解决。但在达成新的协议后，如何根据新的规则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则要看相关各国如何把握机会、调整自己了。如果集体行动失败，相关国家也可能“组团”采取单边行动，通过达成新的排他性行为规范（如自贸区协议），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

　　如果某种新型冲突超出了国际规则的覆盖范围，并且冲突仅限于两国之间，双方就会选择单独行动，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能通过谈判得到圆满解决，一国就有可能通过采取单边行动强迫对方做出回应，从而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

　　2.单一手段vs复合手段

　　如果相关方把问题聚焦在经济问题上，“就经济论经济”，并把解决问题的工具放在经济手段上，那么双方就容易找到利益共同点，并求得问题的解决。

　　如果相关方的着眼点不限于经济目标，则会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势，综合利用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政策工具，打“组合拳”以求得最大的综合利益。即便仅仅着眼于经济目标，相关方如果在经济手段之外还有别的政策手段，他们也会综合利用各种手段以求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3.主动应对vs被动裹挟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地区影响力的差异，有的国家是世界的头，有的国家是地区的头，还有的国家处在多种矛盾的交叉点上。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述国家自然敏感，自然会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通过主动谋划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还有一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带”。这些国家自身经济规模小，国际影响小，虽然拥有特殊的国家利益，但更多情况下会采取“追随战略”，被动地跟随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上述国家而言，做出最终决策的依据，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政治因素（站队）的考量。在许多时候，政治因素甚至要大于经济考量。（未完待续）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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