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美贸易关系展望

　　文︱李琦

　　长城资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首席运营官

　　中美双方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于2019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如从美国2018年7月6日开始对中国价值约3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中美贸易关系的起伏给全球市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在为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有必要对全球化及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及成因做一些分析。

一、全球化-历史及经济的视角

　　人类历史见证了与全球化有关的活动，包括其中广为大家熟悉的哥伦布在500多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国际贸易也随着全球化而蓬勃发展。正如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说，如果每个国家按照其生产效率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则它们都可以从彼此的贸易中获益。大卫·里嘉图（David Ricardo）进一步说明，只要每个国家都享有效率的比较优势，即使没有绝对优势，它们仍然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另外，全球化除了帮助提高生产率之外，不同国家的人们还可以藉此享受到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多种文化的不断交流，帮助人类达到了当今的高度文明。

　　以中国为例。中国早在公元前130年的汉朝就开创了丝绸之路，中国和远东与中东和欧洲通过这条贸易路线更好地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一直使用到公元1453年。有人认为，丝绸之路对商业和文化的贡献甚至可能超过了通过海洋的贸易路线。此外，根据哈佛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教授的新书《中国和日本》，日本自公元478年以来就开始向中国派遣官方的代表团进行交流学习。傅高义先生指出，在公元600至838年间，日本从中国学习了“语言，佛教，儒家思想，文学，音乐和建筑，或日本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中国直到公元1500多年，一直领先于西方世界。除了具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后来因为当时明朝政府不鼓励对外贸易，这些舰队的船只才被销毁了。这也为当前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美国也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受益匪浅。据估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2003年为例，贸易开放就给美国经济增加了8000亿美元至1.4万亿美元，或者说每户家庭增加了7000美元至13000美元（以2003年的美元价值计量），因此有学者说“自由贸易大大提高了美国的收入和生活质量。”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没有适当规则进行监督和管理，全球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指出，贸易全球化在此之前就被过度宣扬了，如果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会对某些国家的某些行业（例如制造业）的社会就业带来一些影响等。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带来的自动化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世界经济论坛在“ 2018年就业前景报告”中估计，在未来四年中，由于自动化，可能会失去75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新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新的劳动分工，同一时期又将创造1.33亿个新工作岗位。尽管如此，很明显在这个过渡期间需要大量社会和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以防止失业对社会带来动荡及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全球化本身是不够的，将需要适当的国内政策加以配合，以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二、美国目前国内经济的矛盾困境

　　1、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当前的世界经济非常不稳定。IMF最近将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2019年的3%，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最低水平，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增长率会很快回升。同样，尽管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但人们对经济放缓，潜在的经济衰退或某种意义上的部分衰退更加忧虑。

　　另一方面，当人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人们需要意识到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实际上，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认为，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率（以人均产出为表示）一直相当缓慢，直到1750年才逐渐加速，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 从那以后一直在放缓。下图显示了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变化趋势。

　　戈登先生将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红利已经用尽，即使未来可能会有重大的技术应用，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将进一步受到“不平等现象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以及大学生和联邦政府的债务上升 ”的阻碍。

　　同时，当前美国的预算赤字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后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报道，美国的年度预算赤字在2019年达到9840亿美元，并可能在2020年突破1万亿美元。哈佛大学教授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和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指出：“在未来十年，国家债务……预计将从目前的GDP的78%激增至GDP的105%。在经济繁荣时期，这样的巨额债务对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前历史上的高预算赤字和低利率环境下，不仅美国政府使用财政刺激政策的能力有限，美联储所采取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例如降低利率和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等等，都会有其局限性。正如野村证券的辜朝明（Richard Koo）先生所说，低利率环境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在利率低于生产率时才起作用。否则，人们将倾向于储蓄而不是进行投资，而这种情况以前在某些国家（如日本）就已经发生过了。

　　此外，超低利率不仅可能限制央行在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能力，而且还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并引起资产泡沫。甚至有人认为，由于美联储使用“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CE”），而不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因此即使PCE可能跟踪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医疗费用），美联储有时可能会低估实际的通货膨胀率。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在下降，美国人均幸福指数在过去几年中处于下降趋势。

　　2、美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导致收入下降的不平等现象可能是导致幸福感下降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因为人们认为人类的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一些相对因素，例如人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而不是绝对收入。美国劳工统计局的Shawn Sprague认为，尽管平均而言人们工作时间更长，但当前商业周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处于历史低位。下表显示了美国自1947年以来所有经济周期的劳动生产率，产出和工时增长率，包括平均周期率。

　　此外，随着生产率增长率的降低，实际每小时工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如下图所示。

　　塞兹和祖克曼（Saez and Zucman）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获得了底部90%的人群所失去的，而工人支付的税率首次高于投资者和所有者。

　　有人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了需求增长或长期停滞的下行压力。如下图所示，不平等已将收入从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到了高收入家庭。一般而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要低于低收入人群，因此，在其他所有条件一致时，这种收入转移每年会使总需求减缓GDP的2-4%，而需求下降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同样，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的美国政府的减税方案未能像最初希望的那样大幅增加新的投资规模。

　　因此，人们争辩说，除了更具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外，美国的国内政策可能还需要更多大的调整。 例如，美国政府应进一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通过进一步的税制改革和收入转移支付来重新分配国民财富等，以提振需求并促进经济增长，形成可持续发展，更为和谐的经济结构。

三、贸易战/提高关税是解决中美贸易关系的有效方案吗？

　　1、美国贸易赤字分析

　　如下所示，截至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对口国。下表列出了美国前5位的贸易伙伴。

　　由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对较大，因此很容易将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甚至认为中国在贸易活动中不遵守“游戏规则”。 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投资/支出超过其储蓄和生产，而贸易逆差反映出该国的消费/投资与生产/储蓄之间的差异。 因此，如果美国只着眼于改变与特定国家（如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那只是将其贸易逆差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而已，对其总的贸易赤字并无帮助。 如在下表中所示，从2018年1-8月到2019年同期，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614.6亿美元减少至2314.7亿美元，但同期美国总贸易逆差却从4004.4亿美元增至4287. 4亿美元。

　　2、“三城记” – 贸易战对美国制造、零售和高科技产业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美国就业部门的分布：

　　由于美国在服务和农业等行业对中国享有贸易顺差，因此我们在此主要研究更具争议性的三个行业，即制造业、零售业和高科技行业。

　　1） 制造业

　　从上表可以看出，截至2018年，制造业仅占美国劳动力的不到10%。圣路易斯美联储的费尔南多莱博维奇（Fernando Leibovici）认为，一般而言，对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提高关税可能对美国制造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关税上涨导致的中间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迫使美国制造商提高价格，从而伤害消费者并导致减产。此外，一些公司可能无法在这种替代环境中竞争，因此可能不得不倒闭。

　　如果对耐用品行业中最大部门的汽车行业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2017年为例，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05亿美元的汽车，高于2008年的11亿美元，而只从中国进口了16亿美元的汽车， 不到美国汽车行业对华出口的六分之一。据报道，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通用汽车公司（GM）从2002年至2017年，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连续超过美国。 2017年，通用在中国的汽车销量为404万辆，比该公司在美国销量的300.20万辆多三分之一。这些数据揭示了中国市场对美国汽车业的重要性，而提高关税对一些美国汽车公司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对中国公司的影响。《今日美国》报道，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占其全球销量的43%。 2018年，通用在中国的业务为其全球利润贡献了高达20亿美元。因此，与其他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脱离中国将极大地影响通用汽车的全球化战略和利润。

　　2）零售业

　　美国零售业对中国市场具有同样的依赖程度，甚至可能更高。下图显示了美国零售商从中国的进口百分比。

　　Cowen公司的奥利弗·陈（Oliver Chen）估计，取决于受影响商品的广度和深度，加征关税可能会给消费者增加1000亿美元或更多的成本。全球贸易伙伴关系组织 （Trade Partnership Worldwide）估计，美国平均四口之家可能会因关税提高而多付2389美元。最坏的情况可能会使GDP减少1.04%，并导致超过220万个工作机会流失。除了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成本外，更高的关税还可能会损害零售业的盈利能力，并可能导致更多的门店关闭。

　　因此，美国国家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得出结论：“最终关税可能意味着更低的工资，更少的员工，延缓的投资以及更高的消费者价格”，以及“小型企业会特别脆弱，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灵活性来快速切换供应商。”

　　3）高科技

　　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市场整合之外，许多产品的整合也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高科技领域。以苹果公司为例，当一部iPhone 7出口到美国时，其工厂成本约为240美元，而其中中国仅占8.50美元。但是，据估计，仅2017年iPhone 7和7 Plus的进口在中美的贸易逆差中就占了157亿美元。

　　中美贸易中其他行业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结果。在2017年的3750亿美元贸易逆差中，可能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贸易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产品，包括美国。显然，仅仅看贸易逆差数据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导性。

　　在过去数十年中，为削减成本或进入海外市场等原因，诸多像苹果这样的许多美国公司已经逐步将业务和生产扩展到海外，改变这种情况在经济上不一定可行，而且可能是得不偿失。例如，据报道，威斯康星州为吸引富士康在该州建液晶显示器厂，承诺向富士康提供30亿美元的潜在补贴。

　　经过中美数十年的业务整合，两国从合作中受益匪浅，要取消这种合作和整合可能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行。因此，很明显贸易战不是解决美国当前问题的有效方案。

四、前景展望

　　鉴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将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人们担心如果这种关系处理不当，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注定一战》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指出，修昔底德的陷阱是指 “当一个上升大国的力量威胁到具有统治地位的第一大国时，会自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在国际关系中是最为危险的”。在全球16个此类历史案例中，有12个案例以战争告终。艾里森先生进一步指出：“首先，美中之间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目前大家意识到的可能性更大。”并且“低估其危险……反而增加了危险。 ”但是，“如果双方可以理智地处理与对方的关系，那么战争就不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中美之间的战争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何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仍将是两国的当务之急。为简化起见，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囚徒困境”中的博弈理论。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悖论，在博弈论中，只考虑自身利益行事的双方反而不能产生最佳结果。相反，只有两个参与者在决策过程中彼此合作，才能取得双赢的局面。博弈论的研究为囚徒困境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通过“奖励”互动以建立信任，或通过第三方机构建立一些行为规范（如声誉，规则，法律等）或合作平台，来协调或执行统一行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中贸易关系可以有以下几个简化的模式及结果：

　　虽然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一方采取“对抗”而另一方采取“合作”，则一方将受益最大（收益为10），但是，在现实中，当涉及到两个大国时，很难想象一方采取“对抗”，而对方也不会通过也采取“对抗”来进行报复，即，即使一开始可能采取“合作”，它最终还是会在稍后切换到“对抗”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其损失（或最大化其收益）。因此，双方最合理的方案是采取“合作”战略，实现双赢。

　　令人振奋的是，中美贸易关系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是双方的市场可以有巨大的互补空间。美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拥有领先优势，而中国14亿人口，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在生产率低下且需求萎缩的全球环境中，这将为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增长引擎。目前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良好体现了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达到双赢的策略。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目前取得的成果，并争取早日消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和纠纷，作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步骤：

　　充分利用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双方的贸易谈判成果。根据博弈理论，建立互信并达成一些局部的前期协议对于双方达成最终协议至关重要。这次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非常积极的反馈。虽然目前在美国仍然有部分人认为美国在第一阶段没有达到“足够的利益”，或认为应该达到美国所希望的“最终协议”而不是目前的“局部协议”，我们应该现实的看到，在目前美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达成第一阶段的局部协议已属不易，并为将来双方的下一步会谈打下十分有利的基础。谈判双方应该充分巩固和扩大第一阶段的成果，通过今后的谈判或行动，来进一步增强互信，并由此逐渐达成最终的全面协议，实现双赢的局面。

　　保持包括经贸、学术等方面多层次的密切沟通非常重要。作者在和美国一些同行沟通过程中，美国很多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均表示现在美国朝野很多人实际上对中国缺乏了解，而一些美国国内媒体的片面报道，加之对中国崛起的一些猜忌和担忧，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此保持和加强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学术等方面的多层次的密切沟通，对于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宣扬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互惠互利关系，营造美国国内的客观正面的舆论氛围非常重要，同时也有助于巩固和落实两国达成最终的全面协议。

　　进一步利用第三方平台，例如跨国机构等。可以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促进全球合作和协调全球治理。即使有人争辩说这些机构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新的全球环境，但这不应该妨碍双方利用这些现有的跨国机构，在建立全球共同的行为规范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帮助各参与者之间进行协调。

　　需要积极良好的国内政策来要配合对外贸易政策。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很多人也曾非常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不得不降低关税和配额，这将给农业、汽车、石化和金融等部门带来巨大影响。一些效率不高，效益不足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得不减员增效，有的甚至破产。中国政府和企业为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做出了许多的政策及产业调整。

　　全球经济经历了许多演变，如果完全由自由市场经济驱动，则可能会有赢家和输家。政策制定者将被迫不时做出艰难的选择，以进行调整并实现更和谐的社会。因此，美国各界应该考虑积极调整其国内相关宏观及微观策略，为建立积极的国际贸易关系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越来越倾向于短期化的当今世界，传统的东方智慧可能会有所帮助。如庄子一书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尧帝曾就谁能接任他的位置请教他的老师许由，问许由的老师啮缺是否合适。许由说：“殆哉圾乎天下! … 啮缺之为人也， 聪明睿知， 给数以敏， 其性过人， … ，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往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大意是说：“危险啊! 啮缺这个人，聪明睿智，机灵敏捷，天性过人， … （但他若继位），将为琐碎细小之事所役使，被外物所约束，将顾盼四方而应接不暇，事事求合宜，将受外物影响而没有准则”。结论： 啮缺虽聪明能干，但因易受外界影响，失去自己的主张，不合适担此重任。当前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这将要求政策制定者坚持正确的原则，而不是诉诸于短期趋势或民粹主义。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人们应该能够继续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摆脱各种困惑和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个人观点， 不代表任职公司的观点。引用及注释略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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