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深，互联网不需要“总部经济”

互联网公司正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变成一些二线城市的心结。杭州的阿里、武汉的斗鱼、合肥的科大讯飞、南京的途牛……以至于没能孵化出知名独角兽的成都，先后斥资 6 亿和 40 亿资金给锤子科技和人人车，决心可见一斑。

亚马逊的第二总部泡汤后，阿里在北京的第二总部却传出了新消息。

北京市发改委披露的 2019 年重点工程计划中，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园区将在今年 11 月开工，预计 2024 年投入使用。四年前启动的“北京+杭州”的双中心、双总部战略，终于再次向前走了一步。

阿里的北京总部并非是孤例。去年 11 月份腾讯北京总部大楼正式落成，被称为“亚洲最大的单体办公楼”的建筑；小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智慧园区也将开建，以及同样在北京的小米互联网电子产业园和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京东总部二期 2 号楼正在建设中，规模达到 55 万平米……

一连串在建的总部大楼背后，北京似乎正有意捍卫“互联网之都”的名号。

古老的总部经济

2003 年底，80 多家大型企业将总部迁入北京丰台的总部基地，不乏三洋、东芝、LG 之类的跨国企业，“总部经济”成为当年科博会上最灼人的字眼。

那时候互联网创业者还没有“登堂入室”，主角仍然是制造业。而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让北上广深成为新的价值洼地，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大批跨国公司开始搬离香港、新加坡、东京，使得“总部经济”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

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两端是附加值最高的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中间是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一个面积只有几十平米的企业总部，可能创造出数亿元的营业额、数千万的利润、上千万税收，并直接带动房地产、金融、物流、酒店、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相比于动辄占地上千亩，但增收不那么明显的生产车间，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中的经济账。

被提及最多的还有总部经济的产业乘数效应，当一个大型企业将总部放在某一城市，除了真金白银的税收，也将是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在投资、消费、贸易、管理、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方面辐射拉动周围成片地域，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

在总部经济中尝到甜头的北京，显然比其他城市有着更敏锐的嗅觉，既然制造业上不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分工，转身瞄准了高新技术产业，刚刚起步的互联网也在其中。

2003 年前后，新浪将市场营销部门从中关村搬往现代城，思科将办公楼设在了东城，微软也将市场和销售部门迁往国贸地区，彼时海淀地区的地价已经飙升至每亩一百多万，导致很多企业忍痛撤出。到了 2003 年 3 月，海淀区就出台了优化发展环境的 22 条“铁律”，中心内容是“大副降低产业用地价格，每亩地价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回头来看，“总部经济”的名词已经鲜有提及，中关村却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摇篮，北京已然是互联网巨头扎堆的大本营。

逃离北京的理由

到了今天，逃离北上广深几乎成了主流。

《通勤，正在“杀死”1000 万北京青年》在 2018 年刷了屏，标题有些惊悚，内容却让不少年轻人感同身受：“清晨五点，人们已经在为通勤奔波”、“在北京，人们平均每天上班超过一个半马（26.4Km）”、“只是到公司，已耗尽我所有力气”。

何止是通勤，高房价、快节奏、焦虑、户籍门槛……新世相仅仅用一场“4 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营销，就点燃了“北漂”们薄弱的归属感。在这种氛围下，北京遇到了一个新难题，当互联网成为经济的新宠儿，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纷纷向互联网巨头们抛出橄榄枝，逃离北京从个体上升到了集体。

一面在北京“拿地”，一面筹谋“南下”，成了小米的真实写照。在北京总部之外，武汉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老家”：武汉的第二总部被定位为“超级研发总部”，投资规模在 200 亿元上下；南京被认为是小米手机的“故乡”，研发中心之外还有供应链、营销部门以及诸多生态链企业。

2018 年 10 月份，一份小米集团《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在网上流传，小米员工从北京搬迁到武汉、南京后，不仅可以享受原有的工资、餐补等基本待遇，还有 3 万元的搬迁福利费和 15 天酒店住宿补贴，同时当地政府提供了相对便宜的人才公寓，不受当地限购政策限制的购房资格，条件不可谓不诱人。

事实上，从 2017 年开始，武汉、成都为首的二线城市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抢人大战”，试图用户口、补贴等留住百万大学生。到了 2018 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长沙发布了“人才新政 22 条”、成都推出了“蓉漂计划”、济南拿出“人才新政 30 条”、重庆提出“黄金 10 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购房、落户、创业等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外，面向互联网产业的“总部经济”思维也开始萌芽。毕竟相较于港口、煤矿、旅游等对高度依赖地理因素的产业，互联网几乎没有地理上的门槛。

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已经迎来阿里、腾讯、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开建西海岸互联网总部经济产业园也被海南纳入进程。没人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城市也打出“互联网总部经济”的旗号。

杭州是个“坏榜样”

2010 年之前，如果一位程序员回到二三线城市，多半会找不到工作。

如今却是另一幅景象，很多二线城市打造了带有互联网前缀的创业街、孵化器，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野心不言而喻，其中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属。

猎聘网 2017 年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当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排名全国第一，北京的数据只有 0.42%。在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贡献者中，上海占比 23%，北京占到了 17%，人才流动的趋势不无明显。

也有媒体有过另一个维度的描述：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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