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机征战印度十年史：山寨机时代依赖从华强北进口

他还解释，“在2013年底2014年初，在功能机转智能机的时期，虽然有很多的巨头，甚至比我们早一点入场，但大家的品牌在印度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所以我们跟大家基本是在同一起跑线，虽然他们是巨头，我们是新品牌，但至少我们没有落后。”

即便日后在印度名声大噪的小米，也并未看到领跑市场的迹象。

首次在印度尝试闪卖后，小米就在印度遭遇了爱立信的专利诉讼，当年年底，德里高等法院就向小米发送了禁止其在印度进口、制造、销售和宣传其设备，它在印度的业务一度停滞。

期间，雷军去了一趟印度，回来后大病一场，他的第二次印度之行，要等到近两年后。

围剿三星

2016年12月，志象网研究员在印度北部古城斋浦尔旅行时发现，VIVO和OPPO的招牌，几乎盘踞着所有核心地带的广告位。

早在2015年10月，VIVO就斥巨资与BCCI(印度板球总会)达成合作，正式成为IPL主冠名合作伙伴。中国品牌在印度的表现开始被外界瞩目。

2016年6月14日，一加3首发，在隔天的德里闪购活动上，上千名一加粉丝蜂拥而至，挤进了离德里中心15公里外的一家店，排几个小时队只为摸到真机，和刘作虎自拍。

2017年，一加在印度开始发力线下，他们在班加罗尔开了首家线下体验店。“我们当时想的是不赔钱就行，或者赔一点也行，只要把用户体验和服务做好。”刘作虎接受采访时表示。结果，开店当年，月均销量达到了1800台，最多一次卖到8000台。他还透露，2017前开始，一加与印度连锁Croma合作，它是印度高端连锁品牌，有100个门店左右。

中国品牌竞相在印度发力。2016年3月3日，小米在德里的Talkatora室内体育馆举行红米Note3发布会，吸引了8000米粉前来。红米Note 3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智能手机之一，直接把小米送上了全年市场份额第二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印度的智能手机市场才真正变了天。小米以每季度百分之三四十的增速追赶三星，终于在第四季度以25%的市场份额超越三星，坐上了头把交椅。

OPPO和VIVO也在当年年初迎来了爆发。2016年下半年，吴辉（化名）被OPPO派到了印度，负责印度的市场拓展，他是OPPO顶峰时期、驻印上千名中国员工的其中之一。

他告诉志象网，当时，OPPO和VIVO是直接把国内的线下经验复制到印度，平均每个邦派了30-40个中国的区域经理来负责，印度团队则会多达三四千人，简单粗暴地“以时间换空间”，“其实没有调研，我们当时就下去直接干”。

“当时我们都是拿着现金去线下谈生意，很多时候都是当场谈完就给现金，”吴辉说，当时的OPPO很强势，在销售和品牌营销上面投入巨大，只为了复制中国的成功，提早建立护城河。最广的时候，吴辉所在趋于的线下已经布到了乡镇级别，覆盖了大约85%的手机店铺。

他跑遍了所在趋于的所有乡镇，跟每一个地区的当地经销商磋商、合作。他遇到过踩点来办公室偷东西的，遇到过要求提供色情服务的，甚至还遇到生命威胁。

2017年中，OPPO将经销商的利润分成下降了两三成，当地的一位经销商不干了，直接拿着枪到了吴辉的办公室，要求他兑现此前的承诺。“没办法，我们冲在一线和当地人沟通，我最后只能说是和气生财。”分销商往往都是当地的“地头蛇”，他难免介入当地人的利益纠葛，也曾有人扬言要打他。

这时，三星暴露出在中国市场的软肋。三星印度由韩国人把持，决策过程非常缓慢。“一个十多万的门头广告，层层上报，一个月还批不下来。”OPPO印度的一位前员工透露。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已从一年前的14%猛增至46%，而同期印度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从54%锐减至20%，三星的霸主地位也岌岌可危。

然而，中国品牌的洗牌也在进行中。

2016年1月，乐视正式进入印度。当着500多家印度媒体，乐视亚太总裁莫翠天豪言，“班加罗尔研发中心将达到1100人规模”。11月，每个乐视印度员工都已知晓，财务窟窿深不见底。但是，在乐视投资者交流大会上，贾跃亭还在做“印度梦”——“印度的销售业绩将超过中国”。

2017年中，当志象网造访乐视班加罗尔办公室时，已经很少有人出入。在烧钱最疯狂的2016年，乐视印度一度有300人左右。由于资金紧张、业务后期扩张缓慢，以至于员工多到不需要来上班。而到目前，乐视印度则只剩50人左右。

有人总结，乐视印度只干了一件事：疯狂烧钱。印度COO的主要工作是找乐视亚太要钱，然后回印度烧。当没有钱烧的时候，员工就没事干了。印度人做的PPT比中国人还漂亮，而他们总能要到钱。

不过，巨大投入带来直接回报，2016年第四季度，OPPO和VIVO的市场份额都翻了一番，2017年上半年也一直在持续增长，紧追小米和三星，对三星形成了围攻之势。在小米以性价比和线上营销冲击三星的中低端产品的同时，一加通过聚焦于精品旗舰产品，打通线上线下，攻入高端市场，迅速从三星和苹果手里分得一杯羹。

随着一加稳固崛起，中国手机厂商开始包抄围剿三星。

新征途

2010年左右，成都市雄心勃勃的开通直飞班加罗尔的航线，但乘客寥寥，勉力支撑三年后，不得不取消。

在2014年之前，生活在班加罗尔的中国人，不到300人。

此前，只有华为，他们是班加罗尔的最早中国拓荒者。18年前，华为总裁任正非决定，在此开设印度研究院。如今，这里成为仅次于深圳总部的研发中心，员工接近4000人，90%以上是本地人。

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提速，有全球化野心的企业家，开始频繁造访班加罗尔。

2017年12月中旬，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杰，联合中国创业者左利斌和其他几人，在班加罗尔举办第一次中印企业家的论坛。

跨境电商星商创始人张海政远在深圳，在一个微信群里，偶然看到会议信息，他当即买好飞往班加罗尔的机票。如今，星商的印度员工已达400人。

刘作虎也认为，一加在印度手机市场的影响力，能吸引最顶尖的学院人才加入，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基地。

还在商学院就读的Vikas在校友论坛上得知，一加团队即将来印度，申请和一加联合创始人Carl见面后不久，他拿到offer。由于成长迅速，Vikas已经出任一加印度总经理。

这对印度年轻人意义重大。由于缺乏制造业基础，虽然近年印度经济增长超越中国，但一直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有增长，无就业。

印度记者珀纳玛在遍访各地小镇青年后，她在去年出版《追梦者：印度年轻人如何改变他们的世界》。在她看来，一方面，印度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信念，但现实又令他们处处灰心。

核心原因，印度年轻人找工作太难。在2016年，印度城市卫生管理部门放出114个招聘职位，竟然收到一万九千份简历，不少应聘者拿着工程学和MBA的学位。

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政府每个月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一万个。

显然，中国企业的到来，为追求梦想的印度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以VIVO为例，在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雇员数量就多达4000人。而莫迪政府在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后，其中，一半的投资来自中国。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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