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眼 | 国产电影有网瘾

这一法案让包括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哥伦比亚在内的“五大三小”制片方经历了阵痛，但也是美国电影工业化的起源。首先从内容生产的角度看，独立的制片人有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制片方也开始更加关注题材的创造性和人物的塑造，提高影片的质量；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可以看到更多好的作品，从而更频繁买票进影院看电影。

“派拉蒙案”彻底改变了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模式。美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其中代表便是环球影业。环球影业首先是将创意部门独立出去，电影制作走向协议化，同时还将拍摄器材或者场地外租外包给制作人，环球影业只是负责影片的宣传和发行。工业化的结果就是更加精细的分工以及高票房电影的稳定产出。从1995年开始，好莱坞基本每年都有10部以上票房过亿美元的大电影。

派拉蒙法案终结了好莱坞的巨星时代，成就了全新的好莱坞

精细分工也驱使片方寻求更多收入渠道，除了在院线获得的票房收入外，还有其向电视台、网站的播放授权、周边产品销售等收入来源。

但自始至终，好莱坞和硅谷始终处于对立的状态，以购票为例，美国至今超过90%的票依然是通过电话、柜台等方式售出，并且线上购票价格高于线下购票，因为院线需要对线上购票平台加收一定的服务费。而中国电影在购票习惯上刚好与美国市场相反，已经有超过90%票经过线上票务平台售出，“春节期间，淘票票出现了4000万日活跃用户的峰值。”今年3月份，李捷在接受凤凰网科技采访时透露了这个数据。

中国电影拥抱互联网的历史，就是在线票务平台的发展史。

票务平台——从团战到两强对立

说到在线票务平台，不得不提的是格瓦拉。它在2007年上线，不过当时还只是一个电影排片网站，后来发展到提供电影、KTV、酒吧、运动和健身等业务咨询。但是创始人刘勇发现，如果平台没有用户消费行为，那么就没法产生价值——用户在想什么？

随后，格瓦拉选择主攻电影票务，并且刚好碰上了《阿凡达》的上映。这部革命性的3D、IMAX电影推动了格瓦拉电影推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功能——在线选座，时至今日这个功能依然是用户最喜欢的功能。“从那以后，业界缺少像这样革命性的功能。”李捷说。

这个功能，是用户从线下购票转向线上购票的重要转折点，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预售。

2011年，以美团、窝窝团、拉手网为代表的千团大战开始，电影票团购也是其中一项重要业务，但是不管团购市场如何竞争激烈，格瓦拉电影依然活了下来。不过，千团大战中也催生了电影行业的改变。2014年，千团大战已近尾声，当时《心花路放》制片人王易冰通过关系找到了美团CEO王兴，希望能通过美团的猫眼进行预售。

当时预售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式，美团也只在《变形金刚4》的时候尝试过。王易冰认为，传统的宣发模式让制片方和观众间隔了发行公司、院线和电影院，距离太远，根本不知道用户的想法。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正式上映的电影只能在上映日前一天买到零点场的票，大部分还是当天售卖，效率很低。

最终在酒仙桥的一个小酒馆里，王易冰和王兴的手握在了一起，决定让《心花路放》这部电影在猫眼电影通过预售的形式卖票。最终，该片以11.7亿元票房成为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冠军。如今，王易冰已经成为坏猴子影业的CEO，而《我不是药神》就是他们的最新作品。

随着预售出现的是票补。在李捷看来，票补是中国电影特定的产物。2013年和2014年是电影市场的低潮期，长视频、游戏等互联网内容对观影用户形成分流，观影人数大幅度减少。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补贴返利用户，是每个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拉新的必经之路。

“最早推出票补的其实是片方，不是票务平台。”李捷说，早期票补的目的不是让爱看电影的人更爱看电影，而是想让那些可看可不看，和不看电影的人重新走进电影院。如果说预售是将售票时间前置，那么用户提前决策承担的风险，票补则可以让用户降低承担这种风险的成本。

最惨烈的时候，一张经过票补之后的电影票只有8.8元或者9.9元，甚至还会出现少量0.1元的电影票。竞争惨烈的程度堪比千团大战，除了票务平台，百度糯米、美团、大众点评、拉手网等团购网站也都参与其中。

曾经的票务平台大战

电影票务市场也在发生剧烈变化，补贴的最终结局是平台的合并和重组。根据易观智库统计，2015年第3季度，猫眼电影、微票儿、格瓦拉电影分别以26.73%、15.80%和12.17%占据中国电影在线票务市场前三位。

而到了2017年第一季度，当时微影时代早已和格瓦拉合并，前四大票务平台猫眼电影、娱票儿（微影旗下票务平台）和格瓦拉、淘票票、百度糯米的市场份额分别是26.41%、21.58%、20.06%、13.74%。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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