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天广：可利用大数据监测政商腐败，查出“白手套”

今天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谈看法。过去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也有一些学术积累，但是总体来看，政商关系不管怎么评估和分析，对政府来说都是要规范或者用一些手段来调节，总体上还是要理清楚。“亲”“清”是两个原则，但是它们的边界是什么？现在还是没有，但在学术上，政商关系需要一个框子来定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冗余的，哪些是有为的。简言之，政府和企业有互相需要的要素，政治学当中通常把政商关系看作两个东西：一个是对企业而言，政商关系是企业的资本，也是产业创新的资本；另一个是对政府而言，政商关系是一种渠道和机制，实现自己想要的政策目标。归结起来，这些方面发生的政商关系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企业需要从政府手里拿到审批、各种各样准入的证明和许可，这些其实是合理、合法、合乎市场经济逻辑的。再就是要素的配置，因为政府控制了很多要素的分配权，比如金融资本的融资、国有资本的运营和处置权，政府还可以提供配套，这都是政府应该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再就是信息，政府要释放支持和扶持的信息。另外，政府也需要企业的投入，政府需要企业投资营商，需要企业合理合法的纳税，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秩序的建设有贡献。

这些方面应该都是合理合法，是符合“亲”“清”要求的，但超过这个之外就要进行评估。我发现很多地方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市级政府喜欢搞对标，如北京和大连对标。这种做法是有引导性的，因为通过对自己的评估以及对标对象的评估可以找到合理的目标。

我做的另一个指标会在5月份发布，可以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政策建议。实质是一个工具箱，通过经济学的算法把中国所有的城市自动配对，对于每个所研究的地级市，我们都找在经济、人口和中央的政策关系最接近的十个城市，作为对标城市。在具体指标的测算方面，总体上是符合“亲”和“清”，能提出比较具体的建议。未来的研究目标是贡献一些数据，比如政府对企业关心程度的指标。

各地政商关系的规范多是地方层面的，在2017年中国社区的地级市已有立法权，去年一年通过了两万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比如天津就有自身的政商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性法规里体现的良性政商关系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因为是法治化的，并且有程序和保障。虽然现在产权保护是很难测得，但是规范或者法治化能够提供产权保护。

（本文由澎湃新闻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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