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信息就是别人的数据？专门大数据法律亟需制定

吴大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我国涉及数据领域的法律规范多散见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实施，大数据基础性、全局性的问题亟待国家立法破解。

但在国家立法计划中，并无大数据统一、专门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关于大数据立法，国家确实还没有实施这项工作。

吴大华认为，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存在诸多障碍。一是数据权属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二是数据主权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全局性问题。三是大数据“聚通用”关键环节架构及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性基础资源发挥效用的关键问题。四是大数据创新应用合法性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释放大数据红利的关键问题。五是大数据安全保障亟待法律明确，这是保障大数据健康发展和应用的基础性问题。

在李爱君看来，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的障碍，从理论上说，就是大数据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比如说数据权利的属性，有人说是物权，有人说是知识产权，有人说是新型民事权利，没有形成共识。”李爱君说，“我认为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因为数据权利既有人格权属性，又有财产权属性与国家主权属性。”

李爱君认为，如果能够破解大数据权利的性质是什么、权利如何归属、权利如何保护这些问题，“立法的障碍应该没有了”。

朱巍说，目前大家对大数据性质还存在争议，比如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曾经在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加了一条，即数据信息权，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专家提出，如果将数据信息归为知识产权，那么其中会存在权利冲突，最终，数据信息权这一条就被拿掉了。

在朱巍看来，只有大家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才能推动立法工作。

在大数据立法领域，作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贵州已经在探索，《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梳理了其中的进程。

2016年，贵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大数据地方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着眼于大数据发展应用的系列环节和数据共享开放、数据安全等重点内容进行规范调整。

2016年9月，贵州省设立全国首个直属省政府正厅级大数据发展管理机构——参公事业单位：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专门负责大数据领域相关地方法规规章的起草等工作。

2017年4月，贵阳市出台《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成为全国首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

吴大华建议，由于大数据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可以从激励和促进角度考虑先行制定总括性、统一性、专门性的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法，首先明确国家大数据发展体制，明确一个职能机构统一管理国家大数据发展、统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在吴大华看来，未来的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需要确立数据权属法律制度，明确数据权属主体资格；确立数据采集法律制度，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和限度；确立数据存储法律制度，明确数据存储的内涵，存储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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