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未来二十年将在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放手一搏

事实是，在与艾滋病的抗争中，仅靠医学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关注感染者们真正关心的事有哪些，是什么在阻止他们寻求预防和治疗手段，以及那些在临床试验中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为什么没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例如，就我们所知，在非洲南部与东部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所占比例相当高。这背后的原因有贫穷、有暴力、也有性别约束。

尽管我们认为已经很了解这些女孩，但依然有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能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她们的生活，但无法设身处地从她们的角度出发，掌握足够的数据。这令我们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有效方法——不论是医学上的，还是其它方面的。

幸运的是，相关研究正在迎头赶上。去年十月，我在约翰内斯堡见到一位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工作就是填补这部分的数据缺口，让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制定能够更好地满足她们需求的治疗与预防方案。

盖茨基金会也与一个美国政府支持的项目合作，项目名为DREAMS ，是“坚定、韧性、赋权、无艾滋、有指导且安全”这些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这个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切入艾滋病预防工作。它关注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扫盲、创业、消除性别暴力——这些都能帮助妇女和女孩们过上健康向上、无艾滋病的生活。

过去的二十年里，科技在攻克艾滋病问题上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世界对于如何运用新科技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这至关重要。

比尔：全球健康一直是盖茨基金会所关注的核心领域。气候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更易患病，这份工作在未来只会愈发重要。（稍后我会在信中就此再进行补充说明。）

除了在疫苗和艾滋病方面的投资外，我们还将继续支持疟疾、结核病和脊髓灰质炎等其他传染病防控取得进展（其中，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工作主要通过与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的伙伴关系来开展）。我们也会继续资助自主计划生育、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新尝试，并探索预防营养不良的新方法。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健康改善对于脱离贫困至关重要。只有人们健康了，他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这个世界才会最终变得更美好，更公平。

公共教育

梅琳达：比尔和我一直很明确，基金会在美国主要关注基础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在美国想要获得成功，就像一个复杂的方程运算，里面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虑，包括种族、性别、出生地、父母的收入水平，等等。而教育，是这个方程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们二人都曾在一流的学校上学，也明白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也知道，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的学生——无法得到相同的机会。

专家们当然能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2001年，我曾与教育家黛布拉·迈耶（Deborah Meier）会面，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著作《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ir Ideas）令我理解了，公立学校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更是振兴民主的推动力。她写道，民主需要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公立学校不能让学生做好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准备，他们也无法服务好我们的国家。

这段话时常令我深思。它着实令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是何等重要。

如果在二十年前被问起，我们会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做的最冒险的工作，而美国教育是我们最可靠的选择。实际上，这二者的结果恰恰相反。

在全球健康方面，有许多证据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轨，比如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反观美国教育，目前尚未达到我们的最低期望。现状对美国学生来说依然不乐观。

试想一下：美国小学平均每个班有21名学生。目前他们中能有18名从高中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和2000年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在这18名毕业生中，只有13名会在高中毕业一年内接受高等教育。未来6年中，只有7位会顺利结束四年的大学学习，获得学位。

当你把种族因素加进来后，情况就更糟了。如果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是拉丁裔，那么6年中只有6名学生会完成4年大学教育。如果都是非洲裔学生的话，这个数字只有4。

进步比我们希望的更难，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放弃。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没有拼尽全力帮助学生们发挥最大潜能，那么面临的风险将会更大。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质疑亿万富翁慈善家是否适合引领教育革新或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坦白说，我们也有同样的质疑。然而比尔和我一直清楚，我们不是要自己产生想法，而是支持那些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的人们进行创新，他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社区领袖。

但棘手的是，即便同样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难对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知道只要孩子打了麻疹疫苗，他们就会对麻疹免疫，这就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但目前对于教育的因果关系尚无共识。特许学校是好是坏？在校时间应该缩短还是延长？哪个关于分数的教案更好？教育工作者们也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从而明确哪一种是最佳实践。

同样难以证明的是，任何一个单一举措能改变一切。一个孩子上到高中至少需要13年，这其中有数百位老师、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当地、州和联邦的政策制定者的参与。这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如果要最终改变结果，需要在中间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

即便如此，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进步的迹象。例如我们帮助对课程进行改进，对于防止辍学有了一些心得，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能造就一位伟大的老师、又是什么能让一个优秀的老师变得更好。（比尔之后会阐述更多值得乐观的原因。）

我们也为“盖茨千年学者计划”（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感到骄傲，它先后为两万名有色人种学生提供了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曾有机会和其中一些奖学金获得者会面，这些场合总是令人感动，其中一位叫凯拉·凯利（Kaira Kelly）的同学跟我说，在接受盖茨千年奖学金之前，她“ 从未梦想过能上大学”。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计划着未来通过工作来回报我们对她的投资。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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