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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块链到贪腐黑名单:2018年度区域国别十大法治动态

发布时间:2019-01-18 04:28:55 所属栏目:教程 来源:澎湃新闻
导读:近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上外区域国别法治动态》编辑部,联合澎湃新闻,在2018年度近100条区域国别最新法治动态的基础上,经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专家论证、投票等流程,最终评选出2018年度国别十大法治动态。现予发布。 1. 欧盟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

2018年8月,美国纽约市通过了关于网约车监管的系列法案。根据法案规定,纽约市将限制发放网约车牌照,改善网约车驾驶员工资待遇,并规范网约车行业的经营模式。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暂停发放网约车牌照。纽约市“计程车及豪华轿车管理局”将对网约车市场开展为期一年的调研,调研内容包括:网约车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网约车监管措施的成效、网约车在城市内的分布情况等。在调研期间,纽约市将不再发放新的网约车牌照。调研结束后,纽约市将决定是否对网约车数量作出限制。 二是提高驾驶员劳动保障。主管部门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公开所有约车服务的信息,包括行驶时间、公司提成、驾驶员收入等。如果平台公司每天接单超过1万笔的,主管部门将为该公司的驾驶员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台公司向驾驶员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该标准。对于其他平台公司,纽约市还将研究相关驾驶员的最低工资方案,以确保驾驶员的应有利益。

(编译:姚雅梦 信息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7. 瑞士规定举报虐童行为制度

瑞士儿童保护机构每年登记在册的虐童案例高达5万起,为预防、遏制虐待儿童的行为,瑞士制定了《瑞士儿童保护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扩大监督范围。此前,瑞士法律规定,具有官方职责的从业人员(包括学校教师、社工等)如发现虐童行为的,负有及时向行政机构举报的法定义务。《瑞士儿童保护法》扩大了举报义务的人员范围,自2019年1月1日起,与儿童经常接触的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包括日托机构的工作人员、兴趣班的辅导人员等,均对虐童行为负有法定举报义务。 二是形成统一制度。此前,瑞士各州可自行制定儿童权益保护制度,并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儿童保护机构来落实制度规定。《瑞士儿童保护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举报制度,即瑞士国内所有符合规定的人员,均对虐童行为负有举报义务。 三是平衡隐私利益。此前,瑞士法律规定,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对患者或客户的隐私负有职业保密义务,对患者或客户的相关行为享有举报的豁免。但《瑞士儿童保护法》规定,如果患者或客户有侵害儿童利益的行为,上述专业人士仍有权举报不法行为。

(编译:沈小蕙 信息来源:瑞士电视台网站)

8. 俄罗斯建立贪腐官员“黑名单”

俄罗斯一项反腐法案于2018年1月1日生效,法案修改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建立了贪腐官员登记制度。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加大监管力度。如官员因贪腐而被解职,其个人信息将被登记在专门的“黑名单”中,该记录将被保留五年。“黑名单”制度监管的对象包括贪腐犯罪的国家公务员、高级别政府官员、检察官、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成员、海关公务员、消防公务员、中央银行代表,以及国有企业负责人等。 二是延伸监管效果。俄罗斯政府部门在招录与任用公务员时,应查阅上述“黑名单”以了解相关人员信息,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员将不得再进入公务员系统就职。

(编译:张竹一 信息来源:俄罗斯《议会报》)

9. 西班牙法院认定外卖公司与送餐员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外卖公司无故解除了与送餐员间的服务合同,送餐员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违法解约赔偿金。外卖公司抗辩称,公司与送餐员签订的合同约定送餐员为自雇人员,且送餐员为履行职责,自行购买了车辆和手机,故涉案合同系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法院认为,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在于,当事人间是否有“人身依附性”,即送餐员是否应当服从公司的工作管理。本案中,第一,从工作时间看,公司规定了送餐员的工作时间,并向送餐员发出送餐订单,送餐员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拒绝接单。第二,从工作收入看,公司决定了送餐服务的报酬,定期向送餐员发放工资,而送餐员不得向用户另外收费。第三,从离职程序看,涉案合同约定,如送餐员离职的,应当提前15日通知公司,这也符合西班牙法律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法院最终判定,虽然送餐员自行购买了工作所需设备,但其与外卖公司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外卖公司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应当重新雇佣该员工或支付70,513欧元的赔偿金。

(编译:赵学慧 信息来源:西班牙法律网)

10. 日本民众要求政府补偿被迫绝育人群

20世纪50至60年代,绝育手术在日本社会中常被强制实施。有观点认为,该项手术侵害了人们的基本权利。2018年1月,部分民众提起了一项公益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被迫接受手术的受害者道歉并作出赔偿。但上述公益诉讼面临以下困境: 一是受害人认定难。日本《每日新闻报》调查发现,未经本人同意而被迫接受手术的日本人约为1.6万人,但政府记录在册的人数仅有约20%。还有部分受害者患有精神障碍疾病,无法在诉讼中作证。上述因素均导致法院难以认定强制绝育手术的受害人。 二是补偿金确定难。因无法确认手术受害人,公益诉讼所主张的补偿金额也难以确定。同时,日本各地法院对补偿金的认定也存在差异,这导致在相关诉讼中无法形成统一的赔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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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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