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G发牌百日回顾与展望

自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四家通信企业颁发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为起始，中国5G商用历程已过百日。

短短百余日时间，对于以“改变社会”为宏伟愿景的5G而言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瞬息之间，本不值得什么“纪念”。

但对于中国5G—这个把计划商用时点从2020年提前到2019年中的“早产儿”—来说，站在商用牌照发放过百日这个坎上，通过回顾来路的蹒跚起步和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纪念。

提前到6月6日发放商用牌照的中国5G，是被多种非技术、非市场因素催生的“早产儿”。中国此前5G全面商用的时间表在2020年，这是三大运营商基于国家对5G技术要结合垂直行业应用、赋能产业升级的战略定位，以及3GPP SA独立组网技术标准路标和生态链成熟程度，所做出的理性规划。

但在韩国和美国于今年4月抢到全球5G商用首发位置后，国内产业界的焦虑情绪日渐升温，同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在全球市场打压华为行动的升级，5G应尽早尽快商用来实现投资拉动效应的呼声最终战胜了理性规划，5G商用牌照至少提前了半年时间，于今年6月呱呱坠地。

5G牌照既是早产，各种先天不足自然在所难免。

(一)NSA路径下纠结的5G建网规划

虽然三大运营商均将能支持mMTC和uRLLC等全新业务场景的SA独立组网作为5G建网的目标架构，但实现SA的R16完整版本按计划要到2020年3月才能完成。

因此牌照的提前发放导致5G商用网络建设在2019年只能选择NSA非独立组网，并仅支持eMBB的应用场景。中国5G商用就此舍弃了SA争先策略而走上了NSA跟随的技术路径。

5G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先后公布了其5G商用网络建设规划，均以在2019年覆盖50个大中城市为目标，中国移动计划建设超过5万个5G基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都计划开通4万个5G基站。这个5G建网规划与当年4G牌照发放后中国移动一家就在翌年建成72万个4G基站的规模相比非常保守。

对于这一保守的5G建站规划，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6月底举行的2019 GTI国际产业峰会做出了解释：“在5G技术上，中国移动感到十分纠结，虽然中国移动刚刚发布5G+计划，今年实现在50个城市建设5万个5G基站，但同时中国移动心里面也感到稍许不安，今年的5G基站很多基于NSA，要想让5G发挥作用，SA一定是目标架构网络，所以我们希望SA越早越好”。

这种想等SA，但又不得不上NSA，因此就只好保守建设NSA的纠结心态，不独中国移动一家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均表示5G网络建设只能初步选择NSA模式，但5G最终的目标架构一定是SA，并希望能在2020年实现SA全面商用。

因此，与建站计划相匹配，三大运营商在8月份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公布的2019年度5G资本开支共计410亿元，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均维持其在3月份年报发布会上公开的90亿元和80亿元，只有中国移动在原来17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70亿元，宣布年内将投资240亿元用于5G建设。

但与三大运营的纠结和保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政府对于5G建设的迫不及待。5G商用牌照发放后，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加快推进5G基站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为运营商在本省本地的5G基站建设规模设定目标。

上海市政府明确发文要求到2019年底建设1万个5G基站，2020年累计建设5G基站2万个;湖北省政府发布《湖北省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计划到2021年底完成5G基站建设5万个以上;浙江省政府则在《关于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5G基站3万个、到2022年建成5G基站8万个的目标。

深圳则成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5G城市，深圳市政府为自己设定了“5G基站建设密度要实现全国领先”的目标，要求今年年底前建成1.5万个5G基站、到2020年8月底要累计建成5G基站4.5万个，竟然超过了浙江的全省规划!

此外，深圳市政府还在9月11日出台《深圳市关于率先实现5G基础设施全覆盖及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对运营商采取SA独立组网模式建设的基站每个给予1万元的奖励政策。这虽然表达了政府推动运营商尽快商用SA的决心，但与年底要建成1.5万个5G基站只能基于NSA架构的现实相对应，也是纠结。

(二)技术路径纠结下的5G终端政策

SA还是NSA的纠结也反映在5G终端政策上。在5G商用牌照发放后20天的上海MWC展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中国政府也很明确，明年1月1日开始，5G终端必须具备SA模式，明年1月1日开始NSA的手机就不可以入网了”。

杨杰的表态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前能够提供给手机厂商生产5G终端的成熟基带芯片只有三种，华为和三星仅供自用的自研芯片以及广大安卓手机厂商普遍依赖的高通蛟龙X50，这三种芯片中又只有华为自研并自用的巴龙5000能够支持SA和NSA双模，高通的双模芯片蛟龙X55最早也要到2019年年底才可投入商用。

利用先发优势和政策红利，华为率先为其首款5G手机Mate 20X(5G)在6月25日获得了中国首张5G终端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并率先以6199元的公开售价在市场上为5G手机设定了价格标杆。

但搭载高通NSA单模芯片的中兴 Axon 10 Pro和中国移动的先行者X1随后上市，以4999元和4998元的售价一举将5G手机价格拉低到了5000元以内;没过多久，5G 手机的价格底线又在9月底被3798元的iQOO Pro和3699元的小米9 Pro 相继打破，特别是Vivo旗下的iQOO Pro价格仅比同款配置的4G手机贵了600元。

三大运营商希望在2020年全面商用SA的表态和政府为NSA单模手机入网设限的政策，大大压缩了NSA单模手机的市场空间，也间接缩短了高通X50芯片在中国市场的生命周期，并由此倒逼出了5G手机与4G手机之间越压越低的价差，为5G手机一面市就能被愿意尝鲜的年轻人买得起创造了有利的推广条件，从而打破了业界此前对于5G手机价格近万元，恐成5G商用推广障碍的担心。

9月11日，权威机构中国信通院发布了《2019年8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首次披露8月国内手机市场5G手机出货21.9万部，1至8月的5G手机总出货量达到29.1万部。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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