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三次颠覆粒子物理学 却为何未获诺贝尔奖？

好吧，这你得问问诺贝尔委员会了。（笑）诺贝尔奖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能超过三人。参与实验的还有其他三位物理学家，他们都比我更资深。他们对我很好。但我推动了立即寻找胶子的这一想法，计算工作也是我做的。我甚至没有和理论家们交谈过。虽然我嫁给了理论家，但我从未真正关注理论家告诉我的事情。

你最终怎么完成那些计算？

如果想成功，你必须要快。但你也必须率先做出成果。所以我做了一些计算，以确保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DESY）的新对撞机在德国汉堡开启后，我们可以观测到胶子并识别出三束粒子射流的信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太确定胶子的信号是否清晰，因为射流的概念仅在几年前出现，但这似乎是发现胶子的唯一方法。

您还参与了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研究，作为标准模型中的一种粒子，它可以赋予许多其他粒子质量。这个实验与您参与的其他实验有何不同？

我在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远多于任何其他研究。我为此工作了30多年，做了一个又一个实验。我想我为这一发现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ATLAS实验的合作规模如此之大，你不应谈论个人贡献。有3000人创建并参与了我们的实验。谁能说自己有什么功劳？在过去，大家的想法更简单。

比起你那个时代，现在成为一名女性物理研究者是否更容易？

我一开始工作时并不顺利。但现在，年轻女性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会更容易。资助机构和研究院之间有一种鼓励年轻女性的趋势，我认为这很好。但我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我得到认可了，别人才说：我们为什么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

当您还是年轻研究员时，哪些人是您的导师？

当我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寻找胶子时，布约恩·维克（Bjorn Wiik）真的帮了我大忙。

（图为吴秀兰和布约恩·维克。摄于1978年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的电子控制室。）

他怎么帮你？

当我开始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时，我正寻找一个新项目。我对研究正负电子对撞感兴趣，这类对撞能够提供最明显的胶子痕迹。所以我去找威斯康星州的另一名教授，他曾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做过这些实验。但他对与我合作并不感兴趣。

所以我试着进入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我想参加JADE实验（JADE四个字母分别取自开发对撞机的国家：日本、美国、德国和英格兰）。我有一些朋友在那里工作，所以我去了德国，我很乐意加入他们。但后来我听说没有人向团队中的一名资深教授提过我，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不确定是否接收你，而我要去度假一个月。等我回来我会打电话给你。”当时我真的很伤心，因为我已经在德国，已经在他们的研究所里了。

然后我遇到了布约恩·维克，他领导着一个名为TASSO的不同实验，他说：“你在这做什么？”我说，“我想加入JADE实验，但他们拒绝了我。”他说，“来吧，我们谈一谈。”“他第二天就接纳了我。事实是，我们TASSO团队率先观察到胶子的三道能量喷流，而JADE团队因实验室出了问题而未能观察到这种现象。所以我意识到，如果一扇门关闭了，生活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您把消极的一面转变成了积极的一面。

是的。当我在向美国申请大学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浏览美国领事馆的目录后，我向50所大学提出了申请，并在每份申请中写道，“我需要全额奖学金和食宿，”因为我没有钱。四所大学回复了我。其中三所拒绝了我。瓦萨学院是唯一接受我的美国大学。事实证明，在申请的所有学院中，它是最好的大学。

如果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好事发生。我的理念是你必须努力工作并拥有良好的判断力。但运气也必不可少。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这样问过男人。我想问的是，社会如何激励更多女性学习物理或视之为职业？

好吧，我只能谈谈我的领域——实验高能物理学。我认为我的领域对女性来说非常困难。部分原因是家庭的问题。

除了夏天，我和我的丈夫有10年没有居住在一起。我放弃了生孩子。当我考虑生孩子的时候，我正被提名授予终身职位和补助金。如果怀孕了，我担心自己会失去这些。我不太担心怀孕本身，更多的是担心在怀孕期间走进部门或参加会议。所以这对有家庭的女性们来说非常困难。

我认为，现在仍是如此。

是的，但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情况变得不同。如今，如果支持女性，这个部门会让人觉得不错。我并不是说各个部门只是为了营造更好的形象而故意这样做，但他们不再激烈反对女性了。但是，女性依旧面临困难，特别是实验高能物理学。我认为，需要经常出行让拥有家庭或享受生活变得困难。理论说说要容易得多，但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您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来帮助建立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您对它有何看法？

令人惊讶的是标准模型很有效。我喜欢这样，每当我们尝试在标准模型中找出我们未考虑的东西，我们都找不到它，因为标准模型很全面，我们找不出来未涵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