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圳、武汉、无锡、杭州、长沙，谁会是“芯片第一城”

“智能相对论”注意到， 武汉的芯片企业集中在光谷内，2001年被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先后汇集了武汉新芯、长江存储、海思研发中心、联发科技（全球第四大设计企业）、新思科技（半导体设计软件龙头）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形成涵盖设计软件服务、芯片设计、测试等产业链条。

合肥在2012年开始了集成电路领域的探索，先后建立了合肥经开区、高新区和新站高新区三大集成电路基地。当前，芯片企业主要集中在高新区内，以联发科技、安谋、新思科技，大唐电信、君正等为代表，达到140余家。特别是合肥长鑫今年在DRAM芯片上取得的突破，为合肥芯片产业赢得了巨大声望。

长沙则在今年正式提出了“三智一芯”的产业发展思路 ，计划在3至5年内建造中西部最大半导体产业群。今年7月，总投资达160亿元的长沙三安第三代半导体项目正式开工，围绕这一项目，长沙将形成长晶—衬底制作—外延生长—芯片制备—封装的碳化硅全产业链。

事实上，长沙已经按照“一条主线、三个中心和五个链条”的思路进行了产业布局，浏阳高新区为新一代半导体材料中心、湖南湘江新区为新一代半导体科创中心、望城经开区为新一代半导体应用及智造中心。

长沙的优势在于其本土就能产生大量的芯片应用需求，例如有“电表行业第一品牌”称号的威胜电子，拥有单相表100万只、三相表20万只的年生产能力，其中三相电子式多功能电度表的市场占有率高达40%；作为长沙千亿元产业集群之一的汽车产业，年产整车近百万辆；湖南湘江新区正着力打造智慧公交示范线、智慧高速、智慧物流园、自动驾驶环卫场景、5G-V2X示范等多个应用场景……这些产业和项目对芯片的需求都非常大，这也是长沙发展芯片产业的底气与信心所在。

二、给地方政府浇瓢冷水，并非坦途的“芯片第一城”争夺路上有多少坑？

芯片产业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而易见，然后芯片产业的特殊性决定着，现在看似前景无限的产业规划和布局，即便费尽心思的努力经营，也不一定能够收获回报，中国在这方面是吃过亏的，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亦是一场考验。

1、广撒网的策略是否真的适合芯片产业？如何避免投产即落后？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芯片产业更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当前芯片产业的世界格局。

美国强在整体实力：有英特尔、高通、英伟达、AMD等顶尖芯片设计、制造厂商，有英特尔、AMD掌握的x86指令集；有微软、苹果、谷歌等操作系统生态伙伴；还有Cadence、Synopsys、Mentor 3大主流EDA工具厂商。

英国强在架构：除也拥有x86指令集之外，还有占据另外半壁江山的ARM架构。

台湾强于代工：台积电在芯片制造工艺上的领先已不用再过多累赘。

韩国强于存储和显示：三星和LG在9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

日本强于材料：信越、SUMCO、住友电木等日企垄断全球52%的半导体材料市场。

欧洲强于设备：荷兰ASML公司垄断全球光刻机设备。

注意到没有？芯片是一个头部效应高度集中的产业，必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才不会被挤占出局，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家开始正视芯片产业的重要性之后，大量芯片项目在各地上马，根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去年的研究数据显示，近几年，光在芯片制造领域，我国新投产了10条12英寸产线，总投资约3200亿元；同时在建14条，总投资约5100亿元；另有23条规划待建，总投资约5000亿元。

中国需要这么多产线吗？这些产线最后都能存活吗？存活下来的产线最终能与台积电、三星这样的先进芯片制造企业掰掰手腕的又会有几条？

太过直白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参与芯片产业的积极性，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芯片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求对行业的发展趋势有非常强的洞察能力；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决定了一个芯片项目一旦失败，损失会非常惨重。

总而言之，风险极大。

这方面中国芯片产业在过去是吃过亏的。

1990年9月电子工业部曾启动了一项“908”工程，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有所突破，目标是建成一条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项目由无锡华晶承担，芯片技术向美国朗讯购买，但最终结果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总共7年时间，投产即落后，月产量也仅有800片。后来经中芯国际创始人张京汝接手改造，直到1999年5月达到盈亏平衡，项目才得以验收。

或许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广撒网的策略是为了“补课”而不得不交的学费，那么在追赶世界先进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速度与效率则是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第一道考验。

2、投资回报周期长，产业人才需沉淀，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定力？

芯片产业投资不光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也很长，且还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产业，1996年启动的“909工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时这个项目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承担，与NEC合作，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变，“909工程”也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收回投资，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还有反复。

2001年，华虹NEC遭遇了芯片行业的寒冬，全年亏损13.84亿，直到2004年之后才恢复业绩稳定，其实芯片行业中三星有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张汝京有“盖厂一定要在行业低潮期”的理论，但华虹NEC一直止步与建厂时的规模，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再也没有获得国家资金支持扩建升级。

我们需要注意到，“909工程”可谓是“根正苗红”，自一出生就自带光环，可在其实际发展过程中依然步履荆棘，地方政府在入局芯片产业之前可对产业发展有过周末的规划与预估？可曾清点过有哪些底牌和子弹在关键时期可以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在另外一个方面，地方政府发展芯片产业巨大的人才缺口从何而来？

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7-2018）》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需求规模约72万人左右，而我国现有人才存量40万人，专业人才缺口将达32万人。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表示，如果说现在集成电路的人才缺口是30万，那么未来随着芯片需求的增加，人才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中芯国际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中国每年有近800万大学毕业生，但进入电子和相关产业的只有20万。在这20万大学生里，只有4万人从事电子行业，2万设计、2万制造，3年后，流失率可能有20％、30％，甚至更高。

产业需要长时间的人才沉淀才会具备发展的动能，在这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有完善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必定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是需要沉下心以破釜沉舟的气势做出决断。

其实，无论是资金投入和回报也好，还是人才沉淀也好，考验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定力，既然已经下场，肯定不能玩票，如何漂亮的赢得更多筹码才是目标。

3、在产业基础和行业热度的取舍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如何制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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