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 的秘密武器是它的经济学家团队

随后几年，该公司推出了跟包括MIT、纽约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在内的美国顶级大学学者的无偿合作。Hall每周都会收到学者对Uber数据的十多份使用请求。今年早些时候，201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Richard Thaler联系了Uber也想进行合作。但Uber拒绝了。

在Uber跟经济学家热恋之前，后者的旧爱是AT&T与贝尔实验室。1960现代，AT&T面临着若干的监管挑战但感觉对这些政策问题的研究有限。当它开始赞助会议增加对这些监管事宜的讨论时，这一点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该公司很快招聘了3位学术经济学家组建内部的顾问组。

1968年，AT&T建立了贝尔实验室经济研究团队。该公司招募了几十名博士新生来研究规模经济、增量成本、博弈理论以及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支付的报酬比大多数初级学术工作都要高，而且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1974年从斯坦福毕业后加入贝尔实验室并在后来负责该小组经济分析部分的John Panzar说：“这里就像是没有学生的大学。”备受推崇的学术刊物《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兰德经济学杂志）》在1970年代创刊时就叫《Bell Journal（贝尔杂志）》

当时贝尔实验室已经拿到了2个诺贝尔物理奖，公司在硬科学方面的出色工作令贝尔实验室的经济团队从中受益。Panzar说，从事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工作可以令经济学家获得更大的加薪与承认，但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在受人尊敬的学术杂志上面发表文章。他说：“贝尔实验室的新鲜事是招聘经济学家从事学术型的研究。”

现代企业经济研究始于Hal Varia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呆了10多年之后，2002年Varian开始为Google提供咨询。他帮助优化了在线AdWords竞价市场，让Google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公司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了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Varian是所谓的Varian Rule的提出者，即富人今天拥有的中产10年后也会拥有，而穷人再过10才能得到。

没过多久技术世界的其他人也知道了Google在做的事情，于是开始跟风。Yahoo大肆聘用经济学家以跟上Google的步伐，他们从顶级大学和微软、IBM的产业实验室物色人才。微软挖来了备受尊敬的斯坦佛学者Susan Athey作为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顾问。

跳到硅谷去的学者可以得到奖励，那就是大多数大学研究人员无法想象的数据。2000年代中期Yahoo的月访客约有5亿。Google主持了超过19一次AdWords竞拍。微软有数百万客户以及几十万广告主。Athey说：“经济学家罕有给差评设计和触及如此多人的平台增加如此多附加值的机会。这令人兴奋——因为我的工作不是被成百上千的学者引用，而是直接影响到经济全局。”

就像Yahoo和Google一样，Uber额提供此类数据的访问，就算是10年前，经济学家对于Uber在全球每天超过300万司机提供约1500万次出行的规模也只能是做梦才会梦到。通过对公司的算法进行微调，Uber的研究人员可测试有关司机报酬、客户满意度以及城市交通等关键问题。

Uber并不干涉自己的合作者写什么或者发表什么，但是它对跟谁合作倒是非常挑剔。Ubernomic往往研究的是公司面临的最棘手问题，这一点并非巧合。Uber的全球公共政策负责人Amit Singh说，其目标是“收集一系列证据然后围绕着这一系列证据形成全球的政策框架。”如果说研究存在偏见的话，那么这种偏见不是来自于结果，而是来自于被提出的问题。

2015年，当政府官员指责波峰定价是哄抬物价时，Hall写了一篇简短的论文，文章解释了波峰是如何将司机转移到乘客最需要的地方的，其中就利用了在纽约举行的爱莉安娜·格兰德音乐会的行驶数据。Uber的政策操盘手利用这篇论文说服了对限制忙时抬价程度感兴趣的政客。Hall和Krueger原先那篇关于司机满意度的论文是在一场激烈的法律战期间写成的，交锋的焦点是Uber是否将其工人错误的分类成了独立承包商。这份研究为Uber对承包商模式进行辩护提供了完美的论据，比方说司机喜欢“当自己的老板”并且“自己安排计划。”

劳工经济学家，亲劳工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前总裁Lawrence Mishel说：“他们（指Uber研究人员）相当清楚，那些有可能会发现不利于Uber的事情的人是不能接触这些数据的。” Mishel批评Hall and Krueger提供了司机的收入数据但又没有明确扣除在职开支。今年5月他跟EPI发布的一项分析发现在扣除佣金和开支后Uber司机的时薪为11.77美元，为了跟普通的W-2员工进行比较而进行调整后时薪更是降到了9.21美元——这个数字比Hall和Krueger公布的要小得多。

Mishel说：“我认为我们应给予Uber一定的可信度，但不完全。”

2016年7月，Uber聘用了芝加哥大学的重要经济学家John List作为其首席经济学家。Amazon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向List提供过类似的职位，但在公司说不允许发表学术成果后拒绝了。Travis Kalanick明确允许发表东西，从而招揽了List的加盟。

List组织了一支小型团队研究支付和定价问题，并称之为Ubernomic。并不是Uber的每个人都喜欢这个绰号。发言人Michael Amodeo说：“我们对这个名字感到不安。”List发表论文探索为什么在Uber司机之间会出现收入的性别鸿沟，以及Uber应该如何向不快的乘客道歉。他还在幕后推动Uber给app增加小费，Kalanick认为这个东西是变相提价，所以强烈反对。List给小费找到了一条经济理由，认为这可以改善Uber的服务，让司机更快乐，并且让公司跟Lyft一样，后者是提供小费的。

2017年6月20日Uber引入了小费。次日，在未能处理好持续数月的丑闻及董事会内斗的情况下，Kalanick从CEO的位置退了下来（Uber称这两件事并没有关联）。2个月后，Uber任命Dara Khosrowshahi为新的CEO。List也感受到了政权的更替，他说自己共事的高层个个要么离开或者被炒了。2018年5月List也离开了公司。他现在是Lyft的首席经济学家。

Iber并没有将零工经济研究据为己有，但该公司的经济学家已经熟练地将他们的发现编织进文献里面。比方说，Hall和Krueger的论文引用了数百学术成果，还有少量第三方企业研究的附注。Krueger在一篇与人合著的关于劳工法律现代化的政策论文中引用了自己在Uber的工作。Krueger和哈佛经济学家Lawrence Katz在一项广为传阅的关于劳动力的结构化变化的研究（由普林斯顿和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发布）中又引用了那篇政策论文。

今年春天，MIT发表了一篇斯坦福研究人员的工作论文摘要，里面称典型的Uber或者Lyft司机每小时仅挣3.37美元，这个数字低得令人震惊。这项研究马上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宣称“Uber司机挣的钱经常低于最低工资”，“MIT研究表明替Uber或者Lyft开车甚至比任何实际工作都要糟。”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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