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需要拥抱“公共精神”

第三，虚拟替代真实世界的交互，这也是一个全球都正在面临的新现象。无论是在线买买买、还是虚拟交流，我们更容易在线上获得满足，而代价则是在真实世界人与人互动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有专家担心，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会不会正在退化，逐渐失去人与人交互的能力。社交媒体让很多人对现实的世界有了隔膜，甚至恐惧，也让很多人不再理解真实世界里人如何交往。宅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美国有三分之一30岁以上的年轻人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圈层化。

互联网巨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威胁则是公民有可能被矮化成为了消费者。在西方世界，这种矮化正在发生。商品与服务的市场营销和政治的营销变得越来越互通。每一次大选，都是移动互联网工具升级换代的机会。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帮助特朗普的剑桥分析 （CambridgeAnalytica），它利用从脸书获取的海量数据，可以向特定人群发布定制化信息。

商业的营销是推销商品，而政治的营销则是推销政客。找到潜力消费者和在政治上动摇人群的方法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一方面，政治会变成一项极客运动，和电游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丧失了其根本的严肃性与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公民被矮化成为消费者，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被削弱，他们对政客的信任也被大大侵蚀。

消费者取代了公民的角色，成为可以被影响的小卒子。公共讨论被精准的市场营销所取代，这是最可怕的。社交媒体已成为议程设置者的精准工具，人人都可以利用。

不能忽略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未来巨头需要在平台的发展和平台的公共属性之间找到平衡，因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坐视平台不受任何监管地做大。

如何解局

巨头会不会正在经历20年来又一次“希望——狂妄——衰亡”的循环？希望是创业之初满怀理想的状态，狂妄却是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的不切实际与脱离实际，衰亡则是泡沫破裂与强化监管之后的一地鸡毛。

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表明，依赖技术本身是无法解决科技对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但是当下的全球互联网巨头既然富可敌国，如果能开始拥抱“公共精神”，就可能解局。尤其当平台日益成为数字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后,仅仅拥有利益驱动是不够的，平台需要有公共精神。

这种公共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要致力于未来创新和突破性的研发，而不是仅仅加固自己的竞争实力与未来盈利能力的研发。这种公共精神其实在五十年前的美国就曾经有过，当年无论是IBM、AT&T还是施乐，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垄断者，但是他们与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会拿出自己的资源，投入到致力于未来的长期的研发。无论是施乐在硅谷PaloAlto的实验室 （PARC） ，还是贝尔实验室，都是过去五十年主要创新的发源地，影响深远。

其次，要致力于发掘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和新创意，而不是简单地提升解决现有问题的效率，这也是平台和大数据面临的挑战。巨头能够把现有的工作更有效更快捷地完成，但是并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无论是优步还是滴滴，都能更高效解决出行的匹配问题，但是却还没有很好地去解决大城市拥堵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互联网开放与分享的精神，而不是构建一个个精美的数字花园。数字经济的未来，一定需要大数据的共享，要不断鼓励创新。这就需要巨头找到一种方式去构建大数据的分享与交易，他们不应该惧怕为未来的挑战者种下种子。

最后，要致力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互联网巨头的公共属性与连接属性，让他们能更好地去挖掘社会资本，培育人力资本。他们去思考基业长青，不仅仅是要努力让自己的企业变成百年老店，而是要有更高远的立意——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监管未来也需要有更大的作为，为大数据的使用、交换和共享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是最重要的抓手。

首先，保护个人隐私，需要关注数据的完整性。谁拥有数据，谁能使用数据，数据多大程度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共享，这都需要探讨，然后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

监管更需要去努力构建大数据交易所，帮助大数据的确权、定价和交易，打破巨头的一个个数字花园的藩篱，给初创企业以公平的竞争环境。未来人工智能的竞争，很大程度是大数据的竞争。如果大数据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开放共享，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打破巨头的垄断。

最终监管应该努力去推动思想市场的构建。去年诺奖经济学得主罗默就提出，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数字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变得更为重要，而新思想则是最重要的无形私产。构建开放多元的“思想市场”，就能鼓励无形资产的交换、协作与交易。它的作用有两点：一方面鼓励开放式创新，让不同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想法和创意有相互碰撞和激发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会鼓励对无形资产产权的保护，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挖掘无形资产的价格，通过交易给予无形资产创造者以足够的激励。

而巨头应该怎么做呢？当今时代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明的管理者，更是有远见有担当的企业家。

既然平台是数字经济底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它就必然有其公共属性。有远见有担当的巨头领导者，就有责任参与和推动保障数字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仅仅致力于保护短期利益格局。

他们可以拿100年前镀金时代的巨头做为榜样。卡内基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派镀金时代的大亨，最愿意做的慈善就是捐钱给图书馆，捐钱建大学。从本质上而言，，这样的做法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教育的需求总是越来越高的；另一方面则是创建了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有助于均衡社会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巨头所建立的平台，是比教育、大学和图书馆连接更广泛的平台。有远见有担当的企业家，应该致力于推动科技的“去中心化”的赋能，让互联网构建的全球大脑能够为每个人所用，投入资源去解决假新闻和圈层化的问题，让互联网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相关阅读：

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策略探讨  

工业大数据：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动力  

（编辑：核心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