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讲述他在 1968 年那个夏天

我说的 “青年” 是指有思想的一群人。“青年” 当时也变成一群消费者，很多公司都专门要给青年做产品。也因为青年有时间，可以思考改变世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可以，有这种乐观。我们觉得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改变那些受不了的传统。

我家不是什么有钱家庭，我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打字员。因为经济发展，尽管他们的工资不高，但在我十几岁时，父亲就买了一台汽车，虽然是比较破烂的汽车，但有车就可以去度假，还是很好的事，几十年前根本不可能。

可能是变化太快了，我对消费社会真的很反感，父母都不反感。像我妈就很开心有台洗衣机，以前他们要手洗，但我觉得你拼命工作，只为了买一台洗衣机，实在很没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是幸运者，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只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最不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被宠坏了。

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父母说 “我要去印度流浪”。

高考之前，我对念书不感兴趣，跑去做一堆别的事，像是学习当演员、学习弹钢琴等。后来我就决定跟朋友相约去印度。

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在路上》，还有一本是说诗人去印度流浪、抽大麻、写诗。这种生活我很向往。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叛的青年，不想当个普通人，更不想在消费社会里当个普通消费者。

这种社会太庸俗，我们对精神要求可是很高的，像我就对印度和中国的道教就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反叛主流社会的倾向。当时我还写诗，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搭顺风车去摩洛哥、土耳其，那里很多传统的东西，像是漂亮的篮子、碟子，但他们却不要，反而想要塑料的东西。我就觉得塑料的产品有什么好的。

搭顺风车期间，我们在车站月台上睡觉，反正什么都做过。

期间因为高考放榜，朋友没考上，必须赶回巴黎准备考试，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买火车票，最后我只剩两三块钱，只好一路搭顺风车回去。回到法国的时候，我已经饿了两天，只能在街道上喝水。

当时，搭顺风车旅行还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事。我们后来知道是很危险的事，有些人搭顺风车就被打、被强奸。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德国人很保守，他们觉得 “搭顺风车” 这件事实在太危险，但既然你们做了，只好帮忙，所以就一定要带你们上我的车，免得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德国人的车最好拦。

最后，我没去成印度，因为我的护照被我爸收起来了。

我朋友独自去流浪了，也就是说，1968 年他不在法国。等他从印度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没变。所以说这个历史事件，不但产生客观变化，也有主观变化。

法国的大学教室里挂著马克思的标牌（图 / Wikimedia）

都是混凝土建筑的大学校园，很没气氛！无趣！

1968 年 3 月，一篇发表于《世界报》的文章〈法国人百无聊赖〉，说明法国正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场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

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希望我也当老师，但我才不想当老师，不想跟父亲一样。

搭顺风车期间，父亲安排我去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上备课，那是法国最菁英的高教。我父亲当然希望我上这所学校，因为我成绩很好，他觉得是可能的。

我一去上课，就觉得很闷。哎呀，那些同学我真的受不了，他们都是一群小官僚，明明这么年轻，心态好像很老了，而且这里还要上很多课，像是我讨厌的地理课，所以我就自己退掉了，跟父亲说我要上普通大学。

最后我去南泰尔大学，我决定学哲学。

我 13 岁就看了萨特，其实我不太懂，但我觉得很时髦。我受到他的影响不是政治影响，我很反对他对中共的认同，那是不行的，但我觉得他对自由的阐释与理解，影响我很深。

就读南泰尔大学的决定，并没有引发家庭革命，毕竟自从我说要去印度流浪之后，父亲觉得只要我还肯上学，他就满意了。

其实，我选择南特尔大学就只是因为离家近，不过因为学校才盖没多久，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北非移民的贫民窟。戈达尔（Jean-Luc Godard）还拍过一部片《中国姑娘》（La Chinoise），里面有很多南泰尔大学的镜头，因为觉得是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学校真的很怪，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栋混凝土的现代大楼。

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上大学，政府就盖一堆新大学，有些还是军队用的地方。这种校园真的没有气氛，全是混凝土的楼，灰色的墙。

不过，索邦大学就不一样，他们有几百年历史，那些建筑就很好。南泰尔大学就像是沙漠里突然出现几栋楼。

我在想，我们会有极端的思想，跟这个环境可能是有一点关系。

从“性自由、性解放” 开启的五月风暴序曲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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