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讲述他在 1968 年那个夏天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整场运动晚上像打仗，但白天都很像假期。虽然那个时候法国瘫痪了，没有车、没有汽油，但你走在街道上，气氛很好。有个抗议口号是 “在铺路石头下，就是海滩”，我当时一看到，就肯定这个人一定有参加运动，因为你拿起石头，会发现底下真的有一层沙子。

这个运动有个很大的功劳，完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话语都被解放了，我跟父母说了很多以前没说过的话，街道上每个人都是朋友。这种气氛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

当时买东西、吃东西都有问题，但我们不管，就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正在写历史。这种气氛真的很让人怀念。

5 月 24 日那天，我又再参加抗议，当时听到广播，戴高乐说决定举办公投，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欢呼，大家一起高喊着：“再见戴高乐！告别戴高乐！”。

我觉得他既然搞一个公决、肯定会被打败。

五月风暴巴黎街头的日常（图 / Wikimedia）

那些改变不了世界的年轻人

5 月，学生与工人确实短暂占据了社会的主要位置，然而 “假期氛围” 终究还是不切实际，右派势力伺机而动。

5 月 30 日，戴高乐的支持者组织了一场游行，从杜伊勒里宫到星型广场，这是学生失势的一个证明。6 月 23 日的议会选举结果，学生们支持的所谓新左派，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席位。中间偏右的政党反而获得了 100 个席位。这样的结果更是另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场运动改变了我，本来我并不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但后来我参加 “托派” 的组织（托洛斯基支持者）。这个组织有份报纸叫做《红色》，也卖过他们的杂志，参加活动和示威。

托派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国际主义，这方面挺适合我，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我也学了不少东西。 但他们也有教条主义，内部也有派系斗争，毕竟托派根本没有实质政权，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我参加这个组织六个月之后，就觉得，我果然不适合参与政治组织，我比较喜欢怀疑一切，很不适合当政治家，所以就离开了。

五月之后，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出路，全世界的左派开始失望。

1968 年 8 月份苏联侵略捷克，就因为有个共产党想让捷克比较自由，我们觉得苏联非常可怕，这哪能说是社会主义，根本是集中营。

当然，我们也逐渐知道文革并不浪漫，本来只知道 “造反有理” 、“年轻红卫兵参与政治” 那些口号，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1970 年代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以我个人而言，我开始清楚一个晚上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完全就是幻想。

我们当中有些人变成改革派，有些人彻底改变了政治倾向，毛派特别是后者，他们有些人转变成特别右派，觉得资本主义是唯一出路。托派大概都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

当然，像柯恩·邦狄还是积极参加政治，后来他在德国成立了绿党，从 “红的” 变成 “绿的” ，其实准确来说，他其实既红又黑（注：黑色意味着 “无政府主义”）。

柯恩·邦狄成立德国绿党（图 / thegreenparty@flickr）

说真的，这个转变过程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些人因此就自杀了，他们根本受不了这种绝望的氛围。所以说，整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失望的悲剧。

有个毛派知识分子，后来放弃一切跑去当工人，最后发现跟预期想的不一样，发现自己错了，但又拒绝承认。有一天他就拒绝说话，一直到现在。他的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拒绝说话的那一天》。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面对现实，虽然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但我后来再也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顶多就是投投票而已。

1970 年代，我在香港待了 6 年以后，觉得还是得回到法国，于是考了法国中学的中文老师。

所以现实就是，我还是当了老师。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

有些中国朋友到现在都会开玩笑说我是红卫兵，我会笑，也知道他们是善意，但我知道那完全是两件事。我真的不是。

（编辑：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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